一是强化产品研发创新。如以“高强度、高韧性、轻量化、绿色环保、填补空白“作为钢铁材料研发推广的主要方向。
二是强化在工艺技术优化。如加快主体工艺设备改造,研发推广先进生产制造技术,助推企业实现降本增效、节能减排。
三是持续推进挖潜降本。如从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点点滴滴降本,在行业范围内寻找标杆,提升指标管理水平。
2.关于矿石安全问题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铁矿石消费仍将保持相当大的规模。近10年,进口铁矿石量增加了70%。201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0.6亿吨,与2018年基本持平。但长期以来存在的铁矿石供给不平衡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并已成为制约钢铁行业平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因素。因此,须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着力构建面向长远的铁矿石保障机制。
建议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鼓励国内铁矿山开发。二是通过联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海外资源开发,提高权益矿比例,比如在南非、巴西等资源丰富的国家,从矿山、铁路到码头,国内相关企业可联合去投资、运作。三是鼓励废钢等资源性产品进口。四是做大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规范铁矿石期货交易,优化铁矿石定价机制。
3.废钢利用和电炉短流程问题
一是要鼓励废钢进口，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
废钢既是一种节能型资源,也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据统计,每利用1吨废钢,可节约1.7吨精矿粉、350千克标煤,同时减少1.6吨CO2和3吨固体废物排放。因此,废钢比铁矿石更具环保优势。在我国国内废钢年产出量较使用需求存在很大缺口的情况下,鼓励废钢进口,不仅可以减少铁矿石的进口,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而且还能有效平抑铁矿石价格。因此,国家对进口废钢资源的政策应有别于进口洋垃圾,要将废钢调出“限制进口类货物管理目录”,鼓励进口,而非遏制进口。
二是要完善废钢流通过程中的税收政策，推动行业健康稳定运行。
鼓励使用废钢,不仅在进口门槛的设置上要放开,在监管、流通等环节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①提升财税增值税退税比例,由原来的30%即征即返提升至50-70%,以应对地方政策带来的税负不公平竟争;②对工信部废钢准入企业的即征即退政策及时兑现,包括每个合规钢厂可指定一个子公司对废钢进行采购管理(在工信部备案),凡获工信部废钢铁加工准入条件的废钢加工配送企业销售给上述子公司的废钢,同样享受退税政策;③明确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核定方法,对于符合《废钢铁加工准入条件》的企业免征所得税;④税务部门对合规再生回收企业的增值税税票全面放开。
三是要慎提“大力发展电炉钢”概念,务必重视资源匹配问题。
鼓励使用废钢,还要消除一个误区,那就是“大力发展电炉钢”。我们认为,当前中国还没有到大力发展电炉钢的时候。当前,全国粗钢产量达到10亿吨,转炉钢产量按9亿吨,废钢比20%,电炉钢产量按1亿吨,废钢比70%,年消耗废钢量就要达2.5亿吨左右,而废钢资源年产出量仅在2.1亿吨左右,缺口依然很大。当前大力发展电炉钢，一方面很可能会导致变相扩充产能,另一方面废钢资源量支撑力也明显不足。如果过于超前大力发展电炉钢,势必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从而带来新的问题。
4.关于异地搬迁和产能新增问题
当前,一些地方不顾自然禀赋和发展条件,以环保治理为名,违背钢铁发展规律,盲目调整产业布局,简单通过政府行政指令要求搬迁的手段,想当然、一窝蜂地搬迁钢厂或建设所谓“钢铁产业聚集区”,但对于搬迁后的钢厂能否生存、能否更好地实现转型、钢铁产业结构能否得到优化、能否获得更大的效益,却没有科学、系统、配套的方案。事实上,钢铁行业属于重资产行业,搬迁一家企业不仅涉及上百亿元的资产损失,还关系到上千甚至上万名职工就业和生活质量的改变,以及外部客户、内部人才的流失和未来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纵观国际,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钢铁企业,也未发现一家钢厂搬迁的案例。在国际上,有很多优秀的钢铁企业位于城市之中,如世界竞争力排名第一的韩国浦项钢铁,世界知名的德国蒂森克虏伯钢厂、新日铁的八幡厂等,不但没有给城市带来污染,相反实现了与城市环境的完美融合、共同发展。因此,与城市和谐共生的关键是搞好环保,而非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钢厂搬迁。这一做法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不仅区域内环境质量不会得到明显改善,相关钢铁企业也将深受其害,钢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进程更会严重受阻。
